世界著名中国小提琴教育家林耀基

林耀基为中国小提琴的教育事业和演奏在世界的舞台上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的影响与他的学生遍布世界各地。

家世——中西文化碰撞之星火

华侨商人之子

1937年5月19日林耀基出生在广州的一个华侨商人之家。祖籍广东台山大岭东山里人。其曾祖父于19世纪年代移民美国。后祖父林德鉴在底特律原经营洗衣店，不久即转为经营“台山饭馆”。其父林权彬（1905-1972）生于广东省台山县，亦为华裔美国公民；8岁时即与其父，和兄弟数人赴美国密西根州的底特律上学，业余时间就在自家的餐馆里打工。林权彬在大学期间曾学过建筑学和与会计两个专业，并十分喜欢美术和打网球（曾在网球比赛中获过奖。1928年，由于受到“经济大萧条”的冲击，林家在底特律所经营的“台山饭馆”也日渐举步维艰极为困难，终于1930年其祖父不得不变卖了“台山饭馆”，带着家眷于1930年回到了广州，分别在广州市的中心给自己和两个儿子（林权彬及弟弟）各买了一栋楼，让他们得以安顿定居下来。

回国后不久，林权彬就与赵微笑结了婚。林、赵两家都是美国归侨，都信仰基督教（俩人是 在“浸信会” 中相识的），故夫妇两家均很满意这桩婚事。婚后育有一女一子，一个是出生于1935年的女儿林爱洁，另一个是儿子林耀 基(即“光耀基督”的之意)。

由于家庭的背景，西方的文化极大地影响了这个家庭。林权彬当年从底特律带回了不少美国的生活用品，还有很多的书籍和唱片。林权彬在家里也经常习惯讲英语，像“darling”这样的爱称常常挂在林权彬的嘴边。因父母的影响，林耀基从小就受到西方文化的侵染。

日本侵华时期，于1938年其父亲带着全家迁居香港大屿山（Lantau Island）避难，住在当年濒临香港海边的一处住所——长沙湾（Cheung Sha Wan)。那时的林耀基才两岁，他后来也经常谈起自己曾经在香港度过的童年时光。对他来说，那时除了战争带来的恐怖以外，亦留给他的有许多非常快乐的记忆，那时的许多生活嬉戏的情景，残留在他的记忆中。儿时的林耀基特别热衷于搭乘游船出海，或者到大海里去游泳戏水。不可忽视的是，香港的文化氛围，在幼年林耀基的心里，也留下了着抹不去的痕迹。但好景不长，日本很快又侵占了香港，他们一家人到底没能求得安生，只得又回到广州。回到广州后，在那个战乱的年代，生活一直难以真正安定，也做不成什么生意。为了家庭，为了谋生，林权彬再次选择了背井离乡，像他的父亲林德鉴一样，远赴美国，落返密西根。尽管是远隔重洋，林权彬始终非常忠于自己的祖国，他希望自己的子女能够在自己的故乡接受良好的教育，在那里长大成人。1947年由于战乱已过，加之对祖国和家人的思念，林权彬再度回国，并很快就在广州市中心开办了一家叫“中央商行”的百货店。全国解放后，林权彬的百货商店被公私合营。1962年，他由于身体状况不佳去了香港治病，并要管理家族在那里的产业，加上他当时的身份和社会环境，从此他就没有再回到广州。1972年，林权彬在香港去世。林耀基的母亲赵微笑由于她的两个孩子当时还都在国内上学所以没有同丈夫一起去香港。后来尽管她竭尽全力，都始终未能获得官方的许可与身在香港的丈夫团聚，直到1977年，她在广州故去。可见，广州和香港这两座城市对林耀基的一生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热爱及至酷爱 — 爱乐千千结

宗教与电影是他的音乐启蒙

林耀基自幼就很喜欢音乐。因为母亲是一位十分虔诚的基督教徒，他经常和家人一起参加“浸信会”的教堂活动。宗教音乐不仅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还给他提供了唱歌的机会，爱好音乐的情结自此贯穿了他的一生。

后来他在很多场合都提到，少年时代的音乐对他的影响最大的要数电影音乐。包括那个时代好莱坞的电影音乐。他在描写帕格尼尼生平的电影《剑胆琴心》中，听到了小提琴大师梅纽因的配乐，那优美的小提琴声在他的脑海里萦绕不断，这是他日后喜爱小提琴艺术的最初导因。他十分喜欢的另一部电影是《一曲难忘》，这是一部取材于“钢琴诗人”肖邦生活的电影，其中的故事和音乐都曾让他感动不已；还有一部他多次提到的电影《翠提春晓》，那是描写圆舞曲之王约翰•施特劳斯的故事，片中女主角唱的那首主题曲“One day when we were young”，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几十年后，他只要提起这部电影仍可以哼唱其中的旋律片段给周围的人听。

先斩后奏  13岁始学提琴

1949年（12岁，林耀基进入广州培正中学)。这所学校是由海外侨居的华人们捐建的，学校拥有良好的音乐教学设施，也有很好的音乐氛围。林耀基从很小就对小提琴情有独钟，稍大一点，他就曾向家人表示了自己想学习小提琴的意愿。但在家人的眼里，当时十分顽皮贪玩的小耀基，不是个拉琴的材料。他们都觉得这个小孩子充其量是心血来潮，姑妄听之，并没有特别在意


想不到有一天，林耀基放学回来郑重的告诉他的家人，他已经想好，一定要正规地的学习小提琴，并说他已经和当时广州著名的小提琴家温瞻美上了第一堂课。面对孩子这样先斩后奏的举动，他的家人十分无奈，不得不赶去给温瞻美老师付了学费。那时的林耀基已经13岁了。

初学时，他竟没有小提琴

尽管家人出于对老师的尊重为林耀基支付了学费，但究竟林耀基能否坚持学习小提琴，家人几乎不加考虑的持否定的态度。因为小时候的林耀基，原本是一个活泼、好奇心强且淘气的孩子，对于需要一弓一弓地练习小提琴，家人觉得不像是他能够坚持做的事。所以，初学小提琴的林耀基，竟没有一件可供他使用的乐器。令别人不解的是，这并没有影响他学习小提琴的兴趣。因为没有乐器，林耀基每次上课回来就用两根筷子比划着练习，独自拿筷子在那里琢磨着老师讲授的拉琴的要领。林耀基后来说：“其实我当时不敢再向家人提买琴的事，因为学费的事已经是先斩后奏了，买琴肯定不能再向家人提出要求了。因为人家就不相信我能学成嘛。其实，我每天都在琢磨如何可以得到一把属于自己的小提琴。每次上课就用老师的琴，下课后，或上课前都会在老师那里“赖一会儿”。我知道我的老师很喜欢我。于是，只要有机会所幸我就多在老师那里练一会琴。那时候我还是占了不少便宜的。因为在老师眼前练琴，怕挨说就格外认真，有问题老师及时指出，自己也少走了弯路。所以，虽然我起步晚，但进步很快。”每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林耀基还总是显得有几分得意呢。

直到有一天，他的伯父终于被他的执著精神所感动了。毕竟他们的家境并不算清贫，伯父不忍心看着如此喜爱小提琴的侄子这么艰难的学琴。于是，就从香港给他带来一把日本制作的小提琴。从那时起，林耀基拥有了他有生以来的第一把小提琴。 原本，生性活泼的林耀基就知道自己很难集中于学校的功课。自从开始学习小提琴之后，他如同找到了最爱。自从有了属于自己小提琴之后，他便在心里暗下决心：此生专注于此。那时候的他，几乎每天都在幻想，什么时候自己拉得也能像电影里一样好听？那时候只要是小提琴的声音，总是能像磁石一样深深的吸引着他，他说那时他还听了不少古典音乐的唱片。后来，他回忆道：“可能就是这样的起步，让我知道了得来的不易，让我懂得了珍惜，懂得了自己不能食言。既然家人不相信我能学好，我就学给家人看嘛。我对家人没有丝毫的埋怨，更多的是感谢。其实，我的家人是很善良和宽容的，倒是我小时候，确实不太听话，比较调皮。”

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音乐沙龙里

刚上中学时期，他除了每天都刻苦的练琴之外，还踊跃参加各种的音乐活动，包括尝试着指挥一个合唱团。

他很喜欢听古典音乐，几乎到了痴迷的程度。他把自己的业余时间几乎都花在了他家附近的一家音乐沙龙里。在那里他竭尽全力地把他听到的所有音乐都背得的滚瓜烂熟。这让他的老师很吃惊。天生的记谱能力和对旋律的敏感，是林耀基后来都引以为傲的地方。他在后来谈到这些事时说：“兴趣和爱好是可以开发人的潜能的。我相信我的潜能有对古典音乐感兴趣的基因，但是也必须要主动的开发。没有琴时学琴，到咖啡馆里去听音乐，现在想起来也起到了变相开发我音乐潜能的作用，起码应该是促进作用。我脑子里现在记得很多旋律都是那时候记住的。我小时候，上课和练琴的质量比较高，因为我回家后就没有琴练了，不在老师这里掌握了，这节课就白来了。学习小提琴不是家人逼我学的，是我自己要学的。我心里还有一股劲，要学出点样来，给家人看呢。”

机遇 — 马思聪院长慧眼识才

在1951年的夏天，林耀基正在他的温老师家上课，著名小提琴家马思聪教授适来造访温老师。这位毕业于法国巴黎高等音乐学院的高材生，是我国第一代小提琴大师，时任中央音乐学院院长，是专门到广州来为中央音乐学院附中招生的。温老师把马先生来的事情告诉林耀基后，仍一如既往给他上课。他们在外屋上课，马先生就在里屋休息。据说，温老师原本也并没有打算让林耀基拉给马先生听。因为在温老师眼里，林耀基学习的时间还太短，不够考学的程度。谁也没有想到，这一节课，对于林耀基，对于中国小提琴事业，竟然具有了非常的意义！林耀基在屋外给老师回课的琴声，给隔墙聆听的马思聪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凭借他非凡的判断力，他认定这个拉琴的孩子是一棵好苗子。他立即决定破格录取林耀基。

也许是天道酬勤，天赐良机，在学习小提琴仅仅一年之后，少年的林耀基就巧遇恩师慧眼识才，被破格录取进入了到中国的最高音乐学府---中央音乐学院，成为附中小提琴专业的一名正式生。从此，开始了专业学习小提琴的历程。

入学赶路三天三夜

50年代初，中央音乐学院还未迁到北京，当时的校址在海河之滨的天津。接到录取通知书后，林耀基便和他的母亲以及另外一个被音乐学院录取的女同学（后来成为钢琴家的李宝琼）从广州乘火车赶赴天津报到。车程大约有三天三夜。在火车上，14岁的林耀基一直都非常兴奋。整个旅程中他都在不断的给乘客们演奏小提琴，让人家知道他被音乐学院录取了。在那个年代的中国，能被中央音乐学院录取，对于普通人来讲，确实是一件稀罕事。生性活泼又会拉小提琴的林耀基自然一路都格外受到旅客们的喜爱。

那时从广州到达天津没有直达的火车。他们先要在北京停下来再转车。滞留北京期间，其母带着这两个孩子住在了位于市中心史家胡同的一所教堂里，林耀基的母亲还给那个教堂做了很大的捐赠。

入校就成了明星学生

由于他是被马院长亲自破格录取入学的学生，林耀基从一进学校就理所当然的成为了一个明星学生。但毕竟是年龄小，淘气的本性还未完全脱去，他也因此是学校比较关注的特殊学生。专业学校的学习生活，对于他来讲一切都是那么新鲜、好奇。

学校里从早到晚到处都是乐声不绝，他已经不再满足于自己在琴房里独自练琴了。他几乎对什么都感兴趣，什么课他都想去听。然而最让他感兴趣的是拉重奏，他喜欢那种与人配合演奏发出的和声，喜欢与人在一起演奏的感觉。他说那时候他总想起电影里的声音和他所听到过的唱片里的声音，他觉得自己和同学们在一起所演奏的音乐与“那种声音”越来越近了。

在很长的一个阶段里，他和他的同学们很热衷于自己组建一个弦乐四重奏组。他们夜以继日的练习，投入了极大的热情，沉浸在四重奏音乐之中。

他认为自己很有主见，他的同学们也这样认为。所以，他在学校不算是太听话的学生，但是绝对是个令人关注的学生。他觉得，自己的目标很明确，就是需要快速提高。后来他回忆到那段学习时承认，自己的基本功打的不够好，一是因为起步晚了，二是因为自己没有好好听老师的话（或者说老师对他太宽容了），在基本功上下的功夫不够。 这也是他在日后从事教学的时候，对他的学生尤其强调的。他说过：“对于聪明的学生而言，我尤其要提醒他们：一定不要被自己的所谓天资和能力所耽误，基本功是至关重要的。这一点我是深有体会的。

他曾险些被学校开除

林耀基在学校并不满足于校内的课程，他不放过一切可能的机会，他渴望听到更多、更好音乐，亲自聆听更多、更有名的大师的演奏。为了这些，他不惜触犯校规。

一次，林耀基听说大卫•奥依斯特拉赫的演奏会在北京举行。那是他十分崇拜的小提琴大师。于是，他就唆使几个同学一起，悄悄离开学校，跑到北京，听了大卫•奥依斯特拉赫的这场演奏会。因为这是奥依斯特拉赫在中国唯一的音乐会，林耀基实在是不想错过。但是这个行为毕竟是严重的违反了学校的纪律的行为。几个中学生的突然失踪，对于当时的学校来讲当然是大事。这一次，林耀基因为带头违反学校纪律而险些被学校开除。后来还是他的老师马思聪出面为他说情，才使得他幸免一劫。然而，年轻的林耀基并不能完全理解学校为什么会这样处理他，反而为自己终于听上了这场音乐会而幸福了很长时间。

满足好奇  无怨无悔

在林耀基上学期间，随着年龄的增长，1958年中央音乐学院从天津迁到了北京，使他的视野逐步开阔。虽然到了北京，让他增长很多的见识，但热爱美好生活的林耀基并不满足这些。性格中不安分的因子促使着他并不满足于校园内、琴房内的生活，他想知道更多。学校迁到了北京之后他又想去上海看看。因为在他眼里，那是中国最繁华的大都市。于是，在好奇心的唆使下，再次大胆妄为，一意孤行独自从北京乘上到上海的火车，踏上了旅程。不是为了什么，只是想去看看。在被当时很多人看来是花花世界的上海，少年林耀基并不想让自己显得太寒酸，索幸大模大样的住进这座城市中最好的一家酒店。身为学生的他为了支付这次旅费，竟然卖掉了当初叔叔送给他的小提琴。

这次上海之行，极大的满足了他的好奇心。他去大世界照了哈哈镜，出来进去照了好几遍。他去和平饭店，听了老爵士乐队的现场版；他独自走在外滩上，看到那些勾肩搭背的情侣，让他觉得有些窘迫；他去逛了城隍庙，感觉上海小吃虽然制作精美，但不如家乡的粤菜更合口味。在上海他竟然还去看了滑稽戏，听了评弹。留下的印象是因为听不懂上海话，不知人家都笑的是什么，哭的是什么。为了避免众目睽睽之下，不知该跟着演员笑还是跟着演员悲的尴尬，他明明买的是一张座位不错的票，却“自觉”溜到了边座。查票的问他为什么不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很镇静告诉人家，今天肚子不舒服，坐在这是为了解手方便。

在回来的路上，他把这件事告诉了他的同学。他说，虽说失去了（他后来也认为不该变卖的）小提琴，但是他仍然认为那趟上海之行是非常值得的，即使这意味着他永远牺牲了伯父送给他的小提琴。 几十年后，他回忆起这件事时说，按照现在的观点，我这次的错误其实也是很严重的。但是我至今都觉得无怨无悔。我很感谢我的母亲，我的伯父知道这件事以后并没有因此过于责骂我。在他们眼里，我从小就是淘气，干出这种事情来，他们好像并没有觉得惊讶。估计他们也是无奈吧。我妈妈还说，感谢上帝，让我平安回来了。

选择 —一锤定音

1960年他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中央音乐学院。同年，为准备参赛第二届柴科夫斯基国际小提琴比赛，他与盛中国被国家派往莫斯科音乐学院进修，有幸师从世界著名小提琴大师尤·扬格列维奇。大师十分欣赏林的睿智和才能，便建议他基于中国当时的国情，不如从教学的角度，学习、研究小提琴演奏技术及教育理论，他认为以林的才能，如学有所成，必定会对中国专业小提琴音乐教育事业做出贡献。导师的一席话，使林面对人生的选择，年轻的林耀基接受了导师的建议，毅然选择了从教的道路，立志做一块为中国未来的小提琴家通往世界乐坛的铺路石。为实现这个理想，他寒窗苦读，悉心钻研导师和大卫·奥依斯特拉赫的教学思想和方法，利用一切机会观摩名家演奏，思考其演奏和教学的特点。他不负众望，20年后，大师这一席话，果然得到了有力的印证。

1962年结束留学生活的林耀基返回到了自己的母校——中央音乐学院，从此开始了近50年的小提琴教学生涯。同年，他与自己在中央音乐学院期间的钢琴专业的并留校任教的同学胡适熙结婚。胡也是广州人，作为一名钢琴家、教授，至今她仍是该院声乐系的一名极为优秀的钢琴艺术指导。1964年喜得一女，取名林蔚。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强者战胜了逆境

1966年，就在他们的女儿林蔚出生两年之后，中国发生了“文化大革命”，不久，中央音乐学院也不得不中止教学工作。1970到1972年间，林耀基与胡适熙被送到远离北京200公里的“五七干校”农场劳动改造，夫妻俩被分派到两个不同的驻地，夫妇间由此咫尺天涯。他们还不得不离开他们年幼的女儿，女儿被全托在北京的幼儿园里，周末只能依靠邻居帮忙照看。在这期间，他们只有一次被允许回到北京来看望他们亲爱的女儿。

这是林耀基个人生活极端困难的时期，同时对于这个对中国小提琴音乐教学壮志未酬、胸怀炽热抱负的男人来说，这也是一段令他十分沮丧的往事。

在那个特殊的时期，西方音乐被视为腐朽的东西，更糟糕的是，在那一阶段，小提琴艺术也都一概被认为是资本主义的产物。这种状况对于几乎把小提琴教学视为生命的林耀基来说，骤然间“没有了用武之地”，这对林耀基来说简直可以称得上是最最痛苦的事情了。

创新教学理念——悟而得道

但尽管在这个无法教授或演奏古典音乐的时期里，林耀基也不曾放弃钟爱的音乐艺术。突然有一天，他注意到农场的高音喇叭里经常播放“革命歌曲”之类的“无产阶级”的音乐，很多都有小提琴的演奏。这让他悟到，无产阶级音乐也需要小提琴的，这就意味着，无产阶级也需要有人演奏小提琴的，那么他的小提琴教学还是会有用武之地的。这个信息对他来讲太重要了！自此，林耀基的生活又有了动力！他真诚的想：“我要让我的小提琴教学为工农兵服务！”无论是在农场劳动还是军事训练时，他依旧痴迷于研究小提琴教学。他夜以继日的考虑怎样用最简单的、最直白的办法教授小提琴，他试图让那些没有音乐基础的工农兵也能学会拉小提琴。从那时起，他格外专注中国小提琴作品，寻找符合当时政治标准的小提琴作品。他天真的认为，那样的作品，既能用小提琴演奏，又不会由于是资产阶级的而被禁止，而且这样的音乐也都是工农兵能够听得懂，是为他们所欢迎的。

把大自然尊做老师

由于当时条件的限制，他只能尝试着用头脑思考小提琴演奏与教学以及技术训练的理论和方法，真乃世间之轮回，仿佛他又回到了他学琴时的起点。由于他每天生活在大自然里，他就把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一切都与小提琴演奏结合起来。他竟然真的发现许多大自然的现象都与小提琴演奏有相通之处。他觉得自己的这个发现很有趣，就把这些发现默默的记了下来，还悄悄的用在了私下找他学琴的学生的教学当中。他惊喜地发现，效果真的不错。那些深奥的小提琴演奏要领，经他通俗化、生活化的解释后，学生就很容易理解了。在那段时间，他还尝试着用古代中国的哲学与生理学去指导小提琴的演奏教学，进而丰富了小提琴演奏艺术。由于他的这些发现都来自于大自然，看似信手拈来，其实都是经过他的细心观察和体验总结出来的。后来在他总结自己的“三位老师”中，就有“大自然”这位老师。他说他真的从大自然中学到了很多。与大自然接触的最直接、最密切的就是这个时期。他把这些植根于生活与大自然的经验，创编成30多条让学生很容易理解和记忆的小提琴教学的顺口溜。这些顺口溜都是基于中国古老传统的教育思想，以及对大自然的观察与体验之作。后来这些经日积月累，记录下来的他的有关小提琴教学思想和方法，已经被人整理成专著，在中国出版了。

“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

在全民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和毛主席语录的热潮的阶段。林耀基当然也不能例外。很多人只是为了应付而学，过了那些年就渐渐淡忘了，但林耀基却没有白学。他在学习毛泽东思想时也没有忘记他的小提琴教学。他把毛主席的很多关于哲学的论述，特别是有关战略战术的论述，都“活学活用”到他的小提琴教学上了。在平常的教学中，他在给学生解释一些演奏技巧和原理时，常常张口就来一段毛主席语录，而且十分贴切恰当，对学生的理解十分有帮助。

后来他说那是他教学事业的最低潮。但他也十分感谢那段生活。正是那段不正常的生活从另一个方面拓展了他的教学艺术，丰富了他的教学方法。这些源于生活高于生活的教学方法，后来逐渐成为林耀基的一大教学特色。如果追溯林耀基为什么在改革开放初始，便会在教学上异军突起，并能够不断取得显赫成就的原因，客观的说，这个阶段正是他积极探索和储备的阶段。

重返教坛——教“工农兵”学生拉小提琴

1972年，林耀基得以从“五七干校”返回北京，被派往当时的中央五七艺术大学教学。这个学院位于北京的郊外，是一所具有全新办学理念的综合艺术大学，如电影、戏剧、古典音乐、芭蕾舞、民族舞蹈、中国音乐及戏曲等专业科目。毛泽东的妻子江青，亲自出任新学校的名誉校长，她认为这所大学必须招募当时中国最好的人才，并用一种新的观点看待中国的艺术，即新艺术至高无上的体现，就是当时的革命样板戏。

耀基被安排在“中国音乐”学科里教授小提琴。但学生多为音乐的基础较差的工农兵子弟。他觉得自己能从农场被选调到该校已经是很幸运的了，更重要的是，他又有机会继续他的小提琴教学之路了。

此外还让他有机会，比较认真的研究一些中国戏曲，特别是京剧的音乐特色，因为他当时所教授的小提琴是要为“样板戏”服务的。小提琴必须按京剧的味道拉才符合要求。这段生活对他日后教学也是非常重要的一段艺术积累。他也因此结交了一些京剧界的朋友。

为女儿每天骑车往返三小时

那时候他可以见到女儿了。中央五七艺术大学虽然位于北京的郊外，但骑车仅一个半小时就可以回城看到他7岁大的女儿了。他的女儿当时寄养在城里的邻居家。而孩子的姥姥、奶奶等其他家人都远在广州，鞭长莫及。他的女儿也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学习小提琴。那时，他每天都是骑自行车往返于学校和家之间，尽管辛苦，但是他从不怠慢，为的是利用工作以外的时间教女儿拉小提琴，并且可以监督她练琴，特别是作为父亲，他更是想与女儿有更多的时间在一起。后来，他的妻子胡适熙也被获准返回北京中央五七艺术大学工作。他们家的生活境况才得以逐渐改善。

他选择了不离开中国大陆——“我的事业在中国”

1972年林耀基的父亲过世之际，他有机会离开内地到香港去照顾父亲留下的遗产，也有可能寻求到美国公民的身份（因为其父在战争期间返回美国时，已经给他做过公民登记）。那个时期，美国、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经济生活水准还存在着相当大的差别。尽管如此，他还是放弃了这些机会，决不离开中国大陆。他认为，只有在中国大陆，他才可能通过自己的努力，在小提琴教学上做出成就，这是他一生的最爱。他知道，只有在小提琴教学上做出成就，才算对得起他的老师，才是真正为自己的祖国做出贡献。还有最重要的一点那就是：他实在不想与他的家人、朋友以及他所服务的中央音乐学院分开。他不想与他的学生们分开。他不想像他的父亲那样，造成夫妻两地分居，弄得终生骨肉分隔。这样的生活他一天也不想过。他其实是一个很恋家的人。

迎接成功地喜悦——胡坤是他小提琴教学的里程碑

零的突破

1975年中央音乐学院得以恢复了正常的教学工作。中国的音乐人才再次获得成长与发展的机遇。当学校重新复课时，“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也逐渐平息。在之后的几年中，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时代。在音乐教育领域里，学生们用他们的出色成绩，向世界报告着中国新的崛起！

因为重新获得了从事小提琴教学工作的机会，林耀基格外欢喜，也格外卖力。不管是校内的学生，还是校外的学生，他都报以十二分的热情和心力。1973年，一位在京的来自四川的小文艺兵经人介绍站在了林耀基的面前。看到这个小战士，林耀基心中暗自窃喜，看来我前两年的准备没有白费，真是要把“工、农、兵”都教全了。这个小文艺兵的名字叫胡坤。一段时间过后，林耀基十分欣喜，一是因为这个孩子从小随父亲学琴，底子不错，路子很正。二是这个孩子很有天赋与悟性，而且他喜欢拉琴。林耀基认真盘算着，如何在这个孩子身上实践自己摸索钻研的教学模式，如何通过这个学生证明给世界：中国人不弱！中国人也可以拉好小提琴，中国人也能教小提琴！

胡坤当时13岁，比林耀基当年被马思聪看上的时候，基础要好得多。这让林耀基很有信心。这个小战士——胡坤，非常聪明而且刻苦，林耀基在他身上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师生之间也相处的情同父子。他那被人评价为“大自然理论教学法”，以及“毛泽东哲学思想教学法”都是最早在对胡坤的教学中试行的。胡坤经常是从自己部队赶到音乐学院来上课，为了学琴经常在林耀基家里食宿。他们上起课来，经常忘了时间。两人课上课下谈话的内容都离不开小提琴。林耀基经常把自己从毛泽东思想中得到的感悟用到指导胡坤拉小提琴上，经常把自己在大自然中得到的体验用到指导胡坤拉小提琴上。在林耀基的辅导下，胡坤表现出来了非凡的才能，这让林耀基欣喜若狂。

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在林耀基如此独特的教学与训练下，胡坤不负众望，力拔头筹。1980年，他在林耀基的亲自陪同下，参加了第四届西贝柳斯国际小提琴比赛。初次亮相国际赛场便赢得了第五名。至此，胡坤成为中国人在该项国际小提琴比赛上的零的突破！这个成绩无论对中国小提琴教学和林耀基个人的教学艺术生涯来讲，都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感谢胡坤给了我实践的机会”

胡坤获奖，做为指导老师的林耀基，所付出的代价和承受的压力都是巨大的。在胡坤参加比赛之前，林耀基甚至比胡坤还要诚惶诚恐，小提琴毕竟是在西方文化的土壤中滋养出来的艺术，他不知道自己的教学方法能否得到国际的承认。胡坤获奖归来，林耀基一颗高度紧张的心释然了，然而他却因此大病了一场，住了很长一段时间医院。从那时候开始，他就知道了自己的心脏功能不太好，这也一直是他健康上的隐患。人们前去看望他时，他毫不掩饰自己雀跃的欢快情绪，躺在病床上的林耀基竟说：“我这是由于大喜！是高兴的！”

一个自己从来没能参加国际比赛的老师，却让自己的学生占到了国际比赛的领奖台上，林耀基的喜悦可想而知。他最为欣喜的是自己摸索的教学方法，通过他的学生得到了国际的承认。他利用自己设计的教学思想和方法也可以培养出合乎国际标准的学生。他坚信自己摸索的道路是走对了，是可行的。他说：“感谢胡坤的出现和他的努力，是他给了我实践的机会！胡坤用他的成绩证明了我的教学方法是可行的。这对我是最重要的！”
因为这次获奖，小战士胡坤得到了部队升迁的机会，但他放弃了升迁却选择了脱掉军装，到林耀基所在的学校做他的正式学生。这次比赛对于师生二人都具有非常的意义。

他为每个学生都 “量体裁衣”——他的学生，一个个相继站在了领奖台上

1985年胡坤又在布鲁塞尔赢得第四届伊丽莎白女王国际小提琴比赛的第四名，同年他又在巴黎参加了梅纽因国际小提琴比赛，获得了第一名，继之，他又在Zino Francescati国际小提琴比赛获得第一名，并在意大利Rodolfo Lipzer国际小提琴比赛中再获第一名。学生取得这一个个喜人的成绩，林耀基当然都非常高兴，但自从胡坤第一次获奖之后，林耀基就不再那样激动了。他对学生的艺术修养、专业技术水平和走向，越来越心中有数。

他已经给自己提出新的目标：胡坤之后，还能有学生在重大国际赛事中取得好成绩吗？我的教学思想和方法，是否适合于大多数的学生？于是，他继续将自己的热情与精力释放到其他的学生身上，根据每个学生的不同特点，给他们设计出不同的教学计划，他为每个学生都进行“量体裁衣”、实施方式各异、针对性极强的教学方法。他曾说小提琴教学也需要学习一些中医的方法，要辩证施治。

在接下来的十几年中，他的学生，一个个相继站在了国际音乐赛事的领奖台上，用他们的琴声证明了他们自己的能力，用他们的努力，证明了中国人的能力，也证明了他们的老师---林耀基的教学成绩。这些学生有：薛伟，获得第八届柴科夫斯基国际大赛（1986）第二名，以及卡尔•弗莱什国际小提琴比赛（1986）第一名。之后，他的学生柴亮、郭畅、徐维玲 、张提、陈音来、顾文蕾、李传韵、陆威，等等，也都陆续获得国际比赛大奖。

2002年，也是林耀基大丰收年。他的学生陈曦和杨晓宇在同一年内分别赢得了柴科夫斯基和青少年柴科夫斯基国际大赛两项比赛的最高奖项。2008年陈怡获得青岛国际小提琴比赛的第一名。据不完全统计，林耀基的学生们先后在芬兰、比利时、俄罗斯、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德国、日本、美国和意大利举行的若干重大的或重要的国际小提琴比赛中，总共赢得了40个奖项，其中包括13个一等奖。这些学生中有活跃在当今国际国内舞台中的独奏家，有受聘于世界各大著名交响乐团的演奏家，有在国内外艺术院校的小提琴教授。

他以他学生的成绩证明了他自己是中国20世纪最杰出的小提琴教育家，并已经跻身于国际大师级小提琴教育家的行列。他的富于东方哲学思想与审美情趣的教学思想和方法，以及具有其个性的教学之道，已经成为国际小提琴教育界研究的对象。

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热爱学生的人

他还是个“美食家”

他是一个非常热爱生活的人。像许多广东人一样，饮食是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林家上辈就有开餐厅的背景，再加上广东人多数都比较讲究饮食，林耀基成为美食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与众不同的是，他应该算得上是个较有品位的美食家。对此，他的学生们对此都心知肚明。特别是那些出国或者已经离开的学生们，只要有机会与他相聚，常常会被邀请到那些餐馆，以便于他为其“美食之特长”挥洒他的激情。他爱吃并且懂吃，它能从美食中获取快乐，品出学问。他竟然还能从餐桌上的菜肴中品出一些与小提琴教学相关的道理来。跟林老师学习过的学生，几乎没有没和他一起吃过饭的。特别是那些住校的学生们，当他们取得进步和遇到困难的时候，都会有机会得到林老师的邀请，一起品尝美味。这是他的一大嗜好。遗憾的是他后来患上了糖尿病，很多东西不能随便吃了。他自己幽默的说：“上帝是公平的。我喜欢吃，但不能随性吃，就让大家一起分享吧。让我在大家的分享中得到另一种快乐吧！”

爱学生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几十年来，林耀基每天的追求就是如何进一步提高小提琴演奏和教学艺术。谁都知道他为学生花费的时间要比为他的家人多得多。平常，他的学生们一个接一个地光顾他的工作室，上课或求教。他的教学时间经常会不知不觉延长到几个小时。经常是上完课，学校的食堂也已经关门了。每当这时，他总会带着他的学生们到外面的餐馆去吃饭。学生们都知道和林老师一起吃饭，是一件非常快乐的事。林耀基对他的每个学生都是一样，无论是学习还是日常生活，好像那些学生就是他自己的孩子一样，每个学生他都关怀备至。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他远逝，在学生们的记忆中，不只是林老师的教学之妙，还有他的美食之趣。没有人能统计清楚，为了给学生上课，他曾请过多少学生（有时还要带上陪读家长）一起吃饭。他为学生买单吃饭，是很司空见惯的事。学生们说，跟他吃饭往往也能学到小提琴的演奏原理。在林耀基的眼中，生活中的现象到处都是教具，顺手拈来就可以用于小提琴教学。他带学生出去参加比赛，还亲自为学生提琴盒，细心的他并不是娇宠学生，而是担心他们年纪小，没经验，遇到大比赛难免心情紧张，万一不小心跌倒了，摔了琴，磕了手，影响比赛的发挥。就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的一个学生在赛前几小时，不小心被车门把手掩伤了，明显影响了这个学生水平的发挥。他十分自责的说：“这几天，我没能多嘱咐他们几遍，大赛临近上场前，一定要小心谨慎。手一定要保护好！”

他把自己的大部分时间都用在了学生身上，却从没有期望从他们那里索取任何东西。学生从外地来京学习，没有地方住，他就四处联系，帮助给找住房。有些学生家长来京陪读，没有了经济来源。他就帮助学生的父母在北京找工作，换取一些报酬来支持孩子们的学业，以便他们能与孩子日夜相守。学生要去参加比赛，为了学生能够发挥出最好的水平，他总是亲自出面找制琴师，收藏家，并且用他的信誉担保为学生借一把好琴。

他和学生心心相连

他对他的每一个学生，都是常年挂牵在心的。不管是否他们毕业了，取得成绩了，还是因为什么原因转行不拉小提琴了，学生们都在他的心里占有一席之地，学生们也无不对他心怀感激。许多已经离开的学生，都把回到北京能够再去见见林老师，听听他讲课当作是精神上的满足。

林耀基热爱小提琴，热爱他的学生。但是他从不主张勉强没有学习兴趣的学生。有位母亲让女儿向林耀基求教，期望女儿可以考入音乐学院。可就在进入极度紧张的入学考试阶段，林耀基发现这位学生对拉小提琴没有什么兴趣，拉琴对她而言是件很痛苦的事。于是，林耀基花了很多时间向这位母亲解释：“拉小提琴是需要激情的。如果她没有了这种激情，这个学生就应当寻求其他活动了。”他还告诉这位母亲，不要按照自己的意愿要求孩子。不学小提琴不会是这个学生的世界末日，小提琴以外还有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一个海阔天空的世界。遇到这样的问题，他总是非常负责任和实事求是地给家长做出解答。在他的心目中，拉好小提琴，热爱是第一位的！

林耀基用他与大家的情感及友谊，建立起了一个连接全世界各大学与音乐学院的网络。他积极支持他的学生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到国外继续学习，广泛吸收，并且经常亲自帮助他们申办奖学金，写推荐信。他坚信，他的学生需要到国外吸收西方文化，为的是更好地理解西方古典音乐，为的是将来更好地为祖国服务。为了学生们的深造，他还饶有兴致的研究各个名牌学校、著名专家的特色，了解学校的位置、资金情况，以便可为日后其他学生出国留学疏通通道。

林耀基对他的学生非常富有爱心和同情心。一名自幼随他学琴的女学生，其父亲患癌症，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的母亲也失去了支持她的能力。林耀基就凭借他的影响力，帮她从新加坡商人林启名夫妇那里找到了助学金。使这个女孩成为中央音乐学院第一个、也是唯一的一个接受私人捐赠学习的学生。新加坡商人林启名夫妇拥有大量名贵的欧洲小提琴。因为他们对林耀基非常尊重与信任，便无条件地允许林耀基的学生借用他的私人藏品。

他是一个风趣幽默的严师

在教学上，林耀基对他的学生十分严格，但他的学生都和他感情很好。因为他对学生的严格不是靠“严厉”维持的，而是常常用他的幽默、风趣感染、感动学生。他有一辆骑了37年的永久牌双梁二八型自行车，他经常骑着这辆自行车在琴房楼下，操场边等校园各处转，学生们戏称“巡洋舰”。学生在琴房里练琴，他骑着车从楼下路过，耳朵却时常听着楼上发出的声音，发现有“情况”，他便会立即下车，冲上楼去，给学生个“出其不意”，技术上出偏差的，他能及时纠正，不好好练琴的，他能抓个正着。对有些不守纪律的学生，他也经常会和他们“斗智”、“捉迷藏”。一次有两个学生，不好好练琴，想提前溜号，便扒着窗户向楼下搜索“巡洋舰”过来了没有，没想到，林老师这天一改了往日的“巡查”线路，从另一个方向过来，还把自行车藏了起来，便悄悄上楼站在琴房门口，两个学生正嘀咕着，“巡洋舰”没在，“快溜”！一回身，林老师正站在琴房门口，大声的说：“往哪溜！‘舰长’在这里呢！”

一个男生酷爱打篮球。国际比赛临近，林耀基给他下了“禁球令”。但他还是管不住自己。自以为聪明的他，四处张望，确认“巡洋舰”没在附近，就壮着胆子冲上球场，跑了两个回合，就忘了老师的禁令。正弯腰捡球，手还没触到球，自己就傻了眼。原来，“巡洋舰”的前轮已经顶到了篮球上。后来这个学生获得了青少年柴科夫斯基比赛的金奖。扬小宇回忆到：“林老师爱学生爱到极致，严格到极致，但他总有他的方法。一般不会把学生整的下不来台。很多时候，他都是用他的智慧和幽默来教育和约束我们。他是怕我的手因为打篮球而受伤影响比赛，就那么用心思的约束我。”

生命不息，教学不止——为中国专业小提琴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林耀基视教学为他的生命。他说，自己不敢想象如果有一天自己因为身体的原因，不能教学了，该怎么打发时光。他说他最怕过躺在床上等着别人伺候的生活。他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终止自己的事业。学校为他分房子，他考虑的不是自己可以获得多大的房子，而是学生们找他上课方不方便，距离远不远。他教出了中国全新一代的小提琴手，教出了享有国际声誉的中国小提琴家。在中央音乐学院内外，想上林老师的课的学生络绎不绝，他不可能满足所有学生的需求。因为他手里的学生都不是每周只上一堂课，很多学生是准备参加比赛或各种演出，需要给他们没有限量的上课。在他去世之前几个月，也许是他已感到有些心力不足，他已经为他的大部分学生都选好了辅导老师，这些老师也都是他自己以前教出来的学生，其中许多人都是从海外深造归来的。难怪他被誉为中国小提琴人才的“采矿大师”，用他的智慧和能力，为这些人才“点石成金”。

2009年3月16日凌晨，在人们正准备迎来新的一周工作时，林耀基悄然离去。在他去世的最后一个周六、周日，他还一直在教学，从早教到晚，完全没有休息。最后两天本应是法定的休息日，而他却将这生命中最后的两天也全部奉献给了他的学生们，奉献给他热爱的中国小提琴艺术事业。直到周日的晚上，他还打电话关心曾经在外地教过的小学生，仿佛有预兆般地做了最后的嘱托。这正是他所希望的——活到最后一刻，教学到最后一刻。

他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

他有一个温文尔雅的妻子，他们是同乡、同学、加同事，彼此之间的理解和了解，以及对音乐事业共同的热爱，使他们相濡以沫，同悲同忧，同喜同乐了几十年。他们是生活中的伴侣，也是音乐上的知音。他的学生和学生家长们，不仅和他感情至深，也和他的夫人，他的女儿近若家人。 可喜的是他们的女儿林蔚，从小随父学习小提琴，现在已成冰岛交响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演奏家。 他们还有一对双胞胎外孙女，中文名叫林冰（Laufey）和林华（Junia），他们出生于1999年。两个女孩都同时学习钢琴，并分别学习了大提琴和小提琴，他们在音乐上的成绩，无疑是得益于其外祖父和外祖母的指导。 林耀基去世后，他所供职的中央音乐学院为他举办了一场追思音乐会。人们欣慰的看到他的夫人，他的女儿，他的两个小外孙女以及他最亲近的学生们一起上台，用他们演奏的音乐送去他们的祝愿，告慰他们远去天堂的亲人。音乐与我们同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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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的惯例，像所有19世纪就移居美国的中国人一样，到国外去的男人们都要回到国内娶妻生子的。他们常常在结婚成家生子之后，不得不被迫再离开家人返回美国谋生。在返回美国，经过当地的移民局时，他们往往会把自己的孩子也登记上。因为按照当时美国法律的规定，这样他们的孩子就自动拥有了美国公民的身份。由于当时的美国移民法规定，只允许输入中国的劳动力，故他们的妻子一般不能共同入境移居，只能被迫在美国、中国两地分居。林耀基的曾祖父就是他们这个家族中第一个采取这种方式维持家计的人。